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该方针的主要内容：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
2.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就是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工业化的问题，认为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他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视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在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3.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给地方和企业多一些自主权；为了调动企业内部工人积极性，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思想，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
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它既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民主共和政体，也有别于前苏联实行的苏维埃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organization principl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2.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long-term coexistence, mutual supervision),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方针。“长期共存”是指凡是致力于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都可以和共产党长期存在；所谓“互相监督”，是指监督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3.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实行自治政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结合的制度。它的实行，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充分发挥各民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4.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指针。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全面阐释。“双百”方针的具体涵义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地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总之，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方面，毛泽东主张要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要吸收和融化人类一切文化的精华，借助这些营养来丰富我们的科学文化。
5.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充分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批评了许多人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的倾向。同时，毛泽东希望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三、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1.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毛泽东同志还曾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同时，还要健全与加强司令机关的建设，组织良好的后勤工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等。
2.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时代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指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政策。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3.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的支援。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了更稳定的现实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四、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1.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带来的客观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地位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经受住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新的考验主要是由于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掌握，使党的干部容易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2.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1955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按语中，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并且强调：“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1958年2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他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3.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1942年5月，在延安整风运动进行过程中，毛泽东主持展开了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科学论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谈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更是谈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共产党立党为公，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因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阶级本质和无产阶级运动“为绝大多数谋利益”的运动性质，也就决定着共产党具有立党为公，除了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客观必然性。
